这一判例受到关注，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返乡高潮和欠薪案件高发时间的来临有关。

　　本质上，发薪和欠薪是一种民事债权关系，应当用一般性的民事方法，如催款之类的方式调节。然而，农民工追债却同时涉及两个层面。一方面，由于当下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的商业诚信问题，农民工年底讨薪的情况较为普遍，甚至成为一个事关社会稳定的顽疾，不能用简单的方式处理；另一方面，很多欠薪事件都类似于本案中的冯某，用工方本身并不是不具备偿付能力，而是宁愿做“老赖”。如果只适用一般性的方法，不但会激化社会问题，还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、不诚信。

　　可以说，恶意欠薪入罪正是针对这两个方面，力求以新的方式有效解决农民工讨薪的困局。而各地的不少成功判例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方式的积极性。但我们也要看到，对于什么是恶意欠薪、老板恶意欠薪多少才构成犯罪，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执行标准。就浙江省而言，目前只有舟山市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，其他地区还有很大的标准拟定空间，这些都有必要尽早确立。

　　一些网友对这起案件的评论，在肯定之余，也有对缓刑是否过轻的疑问。站在“民事行为入刑后，量刑不宜过重”的角度，缓刑其实不难理解。但网友提出的“同样的涉案金额，换作其他类型的犯罪，可能会判得重”，也有其道理。当然，这里面涉及了更广义的刑法罪责刑是否相适应、是否公平的问题。因此，普通人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感不足的问题，同样值得深思。